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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曹芳的评价????

发布时间:2019-07-28 18:21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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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寿在《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说到: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叡临终前,效法刘备托孤,把年幼的儿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并封曹真的儿子曹爽为大将军,总摄朝政。

  后司马懿迫使太后降旨,逼迫曹芳削去曹爽兵权,罢免曹爽。曹芳遂封司马懿为丞相,并令他和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同管国事。

  后曹芳与夏侯玄等人想除掉他,于是写下血诏,密传宫外。不想被司马师搜出。事情泄露,夏侯玄等人被诛灭三族,曹芳被废。

  青头之鸡:嘉平六年秋,司马昭奉命出击姜维,到达京师。曹芳在平乐观阅兵。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乘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杀死,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师。诏书已经写好了。

  等到司马昭入见,曹芳正在吃栗,优人云午等唱道:“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即指“鸭”,谐音“押”,是提醒曹芳赶紧在诏书上画押并诛杀司马昭,但曹芳因恐惧而没实行。司马昭率兵进入洛阳城,司马师因此打算废掉曹芳帝位。

  曹芳于青龙三年(235年)被封为齐王,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逝后继立为帝。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将曹芳废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改封曹芳为邵陵县公。泰始十年(274年),曹芳病逝,终年四十三岁,谥号为厉公。

  展开全部曹芳(232~274年),字兰卿。三国时期曹魏的第三任皇帝,239~254年在位。为魏明帝曹叡之养子。根据《魏氏春秋》记载,曹芳可能是任城王曹楷之子,为曹彰之孙、曹操之曾孙。曹芳是魏明帝的义子,但自小在宫中成长的曹芳,出生来历一概不详。《魏氏春秋》记载,曹芳应该是任城王曹楷之子。魏青龙三年,封为齐王,公元239年被立为太子,当年登基即帝位,年仅八岁。改年号景初,公元240年改年号为正始,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罢废曹爽(之后灭三族),独掌军国大权,改年号为嘉平。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三人被司马师搜出“衣带诏”,腰斩灭族。公元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去帝号,贬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晋国立国后封为邵陵县公,死后谥“厉公”。 魏青龙三年,封为齐王,于239年被立为太子,当年登基即帝位,年仅八岁。改年号景初,公元240年改年号为正始,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罢废曹爽(之后灭三族),独掌军国大权,改年号为嘉平。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李丰、张缉等意图罢黜司马师,改由夏侯玄辅政,事发,三人被灭族。公元254年,曹芳被司马师以失德为由废去帝号,贬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晋国立国后封曹芳为邵陵县公,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薨,谥厉公。

  历史评价】陈寿: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提要:自从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后,虽然暂时出现人才济济的现象,但是唯才是举标准导致用人机制的混乱,是曹芳政权矛盾爆发的主要原因。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的结局与文帝曹丕是非不分关系紧密。曹芳上台以后,励精图治,致力于弘扬儒学,褒奖忠烈,整饬社会秩序;勤政恤民,节用务农,致力于变革弊政,而司马氏集团安插党羽,筹备武力,步步为营。曹魏政权尽管曾经有过短时间的回光返照,但是魏明帝曹睿的安排已经决定了曹魏政权的衰亡命运,而曹芳的后半生也不得不在屈辱失意中黯然渡过。

  公元二五四年九月的一天,在大将军司马师的逼迫下,永宁宫郭太后以“不亲万机,耽淫内宠”[1]的罪名,把二十三岁的曹魏政权第三任皇帝曹芳,遣返到洛阳城西北角瑶光寺距承明门不远的一个名叫金墉的小城中栖身。在飒飒凄风苦雨中,齐王曹芳乘舆副车出宫,群臣从至西掖门外。皇宫中的官僚们除了得志者弹冠相庆外,多数人禁若寒蝉,惟命是从。只有太傅中郎范粲“哀恸左右”,[2]聊尽昔日君臣之情。

  不久,在使者的监督下,由司马师的心腹率领卫兵把曹芳押送到共城西北重门城(今河南省辉县市高庄乡大史村西北)的齐王宫内,从此,重门似海,在熬过了十二年乏味的岁月后,当公元二六五年十二月,晋公、相国司马昭逼迫元帝曹奂禅位于太子司马炎时,三十五岁的齐王曹芳被降封为邵陵县公。又一个八年过去了,在经历过二十一年孤寂的流放生活后,年仅四十三岁的曹芳在晋武帝泰始十年(274)时饮恨辞世。即使在曹芳死后,西晋统治者仍以暴慢无亲、杀戮无辜的恶名,谥曰厉公,故后人又称之为邵陵公或邵陵厉公。

  那位陈留太傅中郎范粲在送别故主齐王曹芳后,以患病为名从此不再上朝。到司马炎称帝后,因为同郡太子中庶子孙和上表荐举范粲,称其操行髙洁。晋武帝司马炎专门下诏给范粲每年二千石俸禄用来养病,并赐帛一百匹,用来改善其日常生活,但是范粲的儿子范乔以父亲患病严重,不能为朝廷效命为名,辞而不受。范粲四十八岁时送别曹芳后,有三十六年不愿说话,更不愿与人交往,一

  重门在东汉乃至魏晋时期是连接京都洛阳和邺城驿道旁的豫北重镇,位于今天辉县市高庄乡大史村西北方向的黄水河左侧。曹芳(232~274年),字兰卿,任城王曹楷之子,曹彰之孙,曹操之曾孙,以魏明帝曹叡养子名义在公元二四零~二五四年继位,号少帝。曹芳退位后,其幽禁的地址称为齐王宫,被就近软禁在位于共城西北(距今河南辉县市西北二十里)的古重门城内。二零零六年六月八日,重门城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显赫一世的曹魏政权为什么仅历三世,就大权旁落,皇位不保?魏少帝曹芳难道真的如太尉司马孚、大将军司马师、司徒高柔、司空郑冲、安东将军司马昭等四十六人所奏永宁宫郭太后所说的那样,“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4]?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考究 “重门似海”的悲剧结局,我们有必要顺藤摸瓜,探讨齐王曹芳前尘往事的真相。

  在政权建设过程中,用人机制的确立历来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少帝曹芳大权旁落,皇位不保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曹操开国过程中形成的用人机制混乱的不良传统,因循不变,并重用司马懿,养虎遗患,才是曹芳政权最终祸起萧墙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官人解》第五十八中有观诚、考言、视声、观色、揆德六征之说,[5]对人才的德守倍加重视。汉光武帝刘秀在创业之初,虽然也曾多经磨难,但是由于他有着在太学求学的历练,有亲朋故旧和名门望族的援助,经过平定赤眉,尊崇节义,敦厉名实,终于风云际会,建立起显赫一时的东汉帝国。

  曹魏政权的建立明显不同于东汉政权。曹操发展起点较低,这就迫使他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干出更大的成绩才能获得社会承认。他以夏侯氏宗室,为曹嵩养子,“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产业,故世人未之奇也。”[6]虽然在征战天下时,曾有过夏侯惇、夏侯尚和曹洪、曹休、曹豹、曹仁、曹彰等亲友的帮助,但在创业之初,历尽磨难的曹操,甚至到渐成大业时,仍不为门阀势力所认可。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曰:

  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魒狡锋协,好乱乐祸。 [7]

  陈琳檄文痛斥曹操出身地位低下,言辞刻薄,文风犀利,在客观上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对曹操的评价。

  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残酷的战争使曹操更加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先后于建安十五年春、建安十九年十二月和建安二十二年八月多次下达求贤令,明确提出人才未必“廉士而后可用”的用人新标准,对于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或盗嫂授金而未遇无知者,只要能佐其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均可得而用之;[8]对于有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的人才,即使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也勿有所遗,尽可荐举。[9]曹操所倡导的唯才是举策略,在三国征战中确实起到了延揽人才的重要作用,一大批有才能的将领聚拢在曹操周围,在军事上形成了明显超过蜀、吴两国的人才优势。

  曹操限制使用司马懿,是出于暂时需要;司马懿屈节曹氏,是被迫无奈,“惧而就职”。直到曹操晚年,司马懿只不过是军司马。然而,司马懿因与太子曹丕游处,“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10]曹丕重用司马懿,疏远同宗兄弟,并遗诏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和抚军大将军司马懿辅助太子曹睿登基。明帝曹睿临死之前,又托司马懿与皇太后、曹爽共同辅佐齐王曹芳,而皇太后和曹爽又远非司马懿之对手,这样就使司马懿一步步掌握了中枢权利,直到成功策划高平陵宫廷政变。

  曹魏忠臣高堂隆曾经谆谆告诫“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棊峙,镇抚皇畿,翼亮皇室。”[11]最后的结局也确实证明了高堂隆的担心并非多余。《魏书》卷二《文帝纪》引郝经《续后汉书》曰:“操死丕直取,自以为可也,乃从容禅让,自以为舜禹复出,其自欺也甚矣!且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12]曹魏政权在曹操打天下时,暂时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是有必要的,但是,在曹丕称帝后,再重用司马懿是缺乏远见的。至于“刻薄骨肉,自戕本根”,就更属自毁长城之举。因此可见曹丕在苦心经营,奠定曹魏政权基石的同时,也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埋下了祸乱的根苗。打天下确实需要唯才是举,但是在建设新政权时如果不及时调整,注意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就会造成隐患,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可悲后果。

  曹芳登基后,虽然采取了一些限制司马懿权力的措施,但是这时的司马懿已经尾大不掉,难以控制了。曹芳成年后,自然也会象以往那些皇帝们一样,喜欢声色之乐,脾气傲慢无礼。如果要想让皇帝守身寡欲,谦卑待臣,恐怕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个难题。何晏《景福殿赋》劝告齐王曹芳说:

  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开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诫,慕咎繇之典谟,除无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绝流遁之繁礼,返民情于太素。

  是故为人君者,所与游必择正人,所观览必察正象,放郑声而弗听,远佞人而弗近,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13]

  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当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审赏罚以使之,可绝后院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14]

  何晏劝告曹芳的核心,就是盼望他能够用人重德,移风易俗,弘扬正道。在《冀州论》中,又专门选取从春秋到两汉的三十个著名人物为典型,以仁德忠义,恭谨有礼,廉洁儒雅为价值标准,从多角度反复阐述求取贤才,用人德重于才的重要性。孔乂盼望曹芳赏罚严明,办事公正,甚至连习骑位地点,出宫礼仪都有所限制,可见曹芳及其身边大臣均非怠惰公事,飞扬跋扈之人。然而直至曹魏统治结束,作为魏晋清谈主要内容的“才性四本”之辩仍然没有结果。用人标准的混乱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而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没有及时调整,又导致了用人标准的混乱和严重的后果。

  顾炎武《日知录》“论两汉风俗”云:“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名,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偏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浑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人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顾炎武在此对风俗变化的评价,虽然有倡导气节,褒扬独行的含义,但是通过对比孝武、新莽、光武、孟德不同时代社会风气的转变,其分析还是中肯和有针对性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在肯定曹操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贡献的同时,还应该冷静客观地正确评价曹操唯才是举用人思想的弊病,评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策略给思想界所带来的的不良后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纠正其特定时期对政权建设所造成的局限及其不良影响。

  回望历史变迁,对话英雄豪杰。我们可以看出少帝曹芳的命运悲剧,其实正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唯才是举”悲剧。他没能力挽狂澜,也难以力挽狂澜,而是最终成为被时代狂澜所吞没的牺牲品。而这场悲剧的根源,就来自于其曾祖父曹操倡导的唯才是举用人机制所造成的混乱世风。

  少帝曹芳难道真的如太尉司马孚、大将军司马师、司徒高柔、司空郑冲、安东将军司马昭等四十六人所奏永宁宫郭太后所说那样,“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15]吗?司马懿父子在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问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真实的情况是齐王曹芳在上任以后,尽管年纪尚小,但是他并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最大努力。在卢弼《三国志集解·魏书》卷四《三少帝纪第四齐王纪》中,曾先后有曹芳在正始二年春二月初通《论语》、五年五月癸巳讲《尚书经》通、七年冬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祭太牢于辟雍,以颜渊配祀的记载。 《三国志集解·魏书》卷四《齐王纪》注引潘眉曰:

  《典论》凡六碑,见《水经注》卷十六。按汉蔡邕石经在太学讲堂前东侧,魏正始石经在太学讲堂前西侧。……郦道元云:魏石经树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赵明诚《金石录》云:《儒林传》序云为古文、篆、隶三体者,非也。蔡邕所书乃八分,而三体石经乃魏时所建。[16]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论语》)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17]

  祭祀孔子,尊崇儒学,镌刻石经,统一文本,少帝曹芳为儒家思想的流传做出了明显贡献。何晏等人于正始三年(242)上呈曹芳的《论语集解》在儒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论语集解》录入了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周氏和本人九家之说,在总共不足1000条注解中,仅何晏一人就注有117条之多,《论语》被立于国学,儒学得以流传千古,与曹魏正始年间的大力弘扬密切相关。《论语》在魏代正始年间被何晏等人集注,梁代皇侃、宋朝邢昺疏解后,被收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在三国征战时期,由于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形成了魏国人才济济的良好局面。然而,在和平时期的魏国,如何对待开国元勋,如何确立有益于魏国统治长治久安的国策,对于稳定社会局势,安慰功勋后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国志集解·魏书》卷四《三少帝纪第四齐王纪》记载,在正始四年秋七月,下诏祀故大将军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锺繇、车骑将军张合、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18]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又下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19]

  对于有功大臣,曹芳则赏赐其后人,以表明朝廷尊崇忠良,表彰节义,不忘故旧的胸怀。在嘉平元年,曹芳上台伊始,就颁布了《赐徐邈等家谷钱诏》,褒奖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貭、卫尉田豫忧国忘私的品质,赐邈等家谷两千斛,钱三十万。[20]嘉平二年,《褒封郭淮诏》以淮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如故。进封曲阳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户,分三百户封一子亭侯。嘉平五年八月,《追褒郭修诏》对郭修杀身成仁之举大加颂扬,追封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谥曰威侯,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21]

  祭祀元勋,褒奖忠良,弘扬节义,提携后人等措施,体现了齐王曹芳上台以后的励精图治。少帝曹芳面对魏明帝遗留下的种种弊政,统一思想,借助儒家思想权威,建立新的用人标准,巩固社会统治。这种整顿意识形态领域的努力,是用心良苦并应该予以肯定的。历史的发展趋势无情地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齐王曹芳在登基以后,并没有“废捐讲学,弃辱儒士”,而是兢兢业业地采取了许多措施扭转世风;同时也可以看到,祭祀元勋,褒奖忠良,弘扬节义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在用人机制、军队政权上稍有松懈,都会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最终造成千古遗恨。

  魏明帝曹睿为少帝曹芳不仅留下了用人机制上的重大隐患,而且大兴土木,生活奢侈,弊政百出,民怨载道,刚愎固执,国库空虚。曹芳上台以后,勤政恤民,节用务农,尽最大努力改革明帝留下的社会弊政,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效果。《三国志集解·魏书》卷二十五《高堂隆传》曰:

  (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明)帝愈增崇宫殿,雕饰馆阁,凿太山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凰奇伟之兽,饰金镛凌云台陵宵阙,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

  隆上书切谏曰:“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悯恤,以救其困。”[22]

  魏明帝曹叡时期,繁重的赋税徭役,使民力凋敝,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沿。齐王曹芳就是在如此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登基的。他上台伊始,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在帝国病入膏肓的危急时刻,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作用。明帝景初三年,曹芳即位后下诏曰:

  正始七年秋八月戊申,曹芳针对老年奴婢生活困难的情况,又采取具体措施,颁布《免官奴婢为良民诏》曰:

  属到市观,见所斥卖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残病,所谓天民之穷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复鬻之,进退无谓,其悉迁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县振给之。 [24]

  针对军备原料中金属短缺,而宫殿中奢侈风气弥漫的现象,力改弊端,表达了拨乱反正的宽广胸怀。正始元年七月,曹芳颁布《出黄金银物供军用诏》曰:

  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银杂物,将奚以为。今出黄金银物百五十种,千八百余斤,销冶以供军用。[25]

  初,魏明帝好修宫室,制度靡丽,百姓苦之。帝自辽东还,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万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26]

  少帝曹芳在亲政后,勤政爱民,节用务农,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变革前朝遗留下的弊政,而不是如太后所说的“不亲万机”[27]。事实证明,曹芳并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帝,而是一个缺乏政治经验,在政治斗争中心慈手软的皇帝。在千疮百孔的魏代正始年间,曹芳辛辛苦苦地重用了一批文人政治家,幻想利用他们来牵制或者削弱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军权统治,这就决定了曹芳及其文人政治家们的必然失败,也决定了曹芳在重门深宫中度过二十年难捱岁月的悲剧命运。

  曹魏开国元勋曹操一度对司马懿的表现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曹操)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28]司马懿的命运转变与太子曹丕关系密切,而明帝曹睿更为昏庸,当司马懿成为顾命大臣进入权力核心时,也就是曹魏统治噩梦的开始。

  在文帝曹丕时,司马懿就已经既掌握军权,又与宫廷内掌握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结为死党。在明帝病危的关键时刻,孙、刘合谋,临时急召当时征战辽东,驻扎在汲城的司马懿回到洛阳,把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让武卫将军曹爽、领军将军夏侯献、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人辅佐的决定,临时改变为免掉燕王曹宇大将军等人职务,而变成了由武卫将军曹爽代之的结局。

  皇太后、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并非明帝临终所托,而是刘放、孙资运作后体现司马懿意志的后果。以如此地不对等势力来辅佐皇帝,打破了权力的制衡机制。至此,司马懿的力量出现了重要的转折,这时篡夺曹魏政权从本质上只成为时间早晚问题,而此后曹芳政权的种种努力,仅成为时日不久的回光返照。“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29]司马懿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有了与曹魏势力分庭抗礼的资格。

  《三国志集解·魏书》卷十四《刘放传》引裴松之注曰:“放、资极赞曹爽,劝召宣王,魏室之亡,祸基于此!”[30]从表面来看,曹爽是明帝临时改变决定的受益者,其实,司马懿才是事件中最大的受益人。作为回报,在齐王曹芳登基后的正始元年春二月己丑,任命侍中中书监刘放、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

  在(正始)六年八月癸巳,任命左光禄大夫刘放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孙资为卫将军,二人不仅掌控机密,而且军权在握。正始九年,在何晏、孔乂等人关于“招中正之士”的反复劝告声中,曹芳开始了清理司马懿死党,引进中正之士的行动。春季,卫将军、中书令孙资,骠骑将军、中书监刘放,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这些行动,打草惊蛇,触动了司马懿及其死党的根本利益。《晋书》卷一《宣帝纪》曰:“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31]重要职位的调整打中了司马懿的要害,迫使他不得不加快篡权步伐。

  这时的司马懿集团,采取了以退为守的策略。在河南尹李胜即将去荆州任职时,曹爽曾经派他去当时养病的司马懿家中探听虚实。“帝诈疾笃,使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持杯饮,粥皆流出沾胸。”“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32]同时,司马懿与其长子司马师频繁策划,甚至在之前连二儿子司马昭都不让知道。“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密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33]司马懿篡夺政权,蓄谋已久。然而在正始二年(241)秋七月,曹魏皇室还给予司马懿家族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封侯的封赏。

  嘉平元年(249)春正月,司马懿趁曹芳率众亲信大臣去给魏明帝高平陵扫墓的机会,派司马师屯兵司马门;派高柔代理司徒接管曹爽大营,行大将军事;派太尉蒋济跟随司马懿率兵屯兵洛水浮桥,以谋反罪名逮捕了曹爽兄弟及其臣僚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等,其支党皆被夷及三族,男女少长,姊妹适人者皆杀之,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嘉平二年(250)冬十月,司马懿死党孙资以特进被任为骠骑将军。司马懿与曹爽之间的矛盾根源,是因为随着曹芳年龄渐长后,司马懿死党中的许多关键人物权利被削弱后加剧的。于是,当曹爽以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的罪名被黜以后,以后的问题就好办了。

  这时的曹芳,已经自顾不暇,曹魏忠臣虽然已经彻底看清了司马懿的用心,但是为时已晚,无力回天。嘉平三年四月丙午,太尉王凌策划废掉曹芳,另立楚王曹彪,太傅司马懿东征王凌。五月甲申,王凌被迫饮鸩自杀,其余党皆夷三族,曹彪被赐死。此后的曹魏诸王被置于邺城集中管理,并不允许相互联系,一代枭雄曹操建立的曹魏霸业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面对司马氏权势的咄咄逼人,曹芳在正元元年春正月,与中书令李丰、张惶后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人商议,计划以太常夏侯玄来代替司马师辅佐皇帝,以图最后的努力。司马师知道消息后,派勇士用刀环砍杀了李丰,逮捕了名士夏侯玄、张缉等人,皆夷三族。

  司马师抓住这个借口,立即劝告郭太后下令废黜少帝曹芳,同时召集会议,操纵四十六名大臣联名要求收回皇帝玺绶,恢复齐王名义。据《三国志集解·魏书》卷四《齐王纪》引《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旁侍御取玺绶着坐侧。”[34]由此可以发现,少帝被迫退位,是在永宁太后不同意,司马师派兵逼迫下的结果。魏少帝曹芳时代的回光返照在经历过十余年的努力之后,以无奈的结局匆匆结束,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凄凉一幕。

  齐王曹芳在金墉城稍作停留后,被使臣押送到共城西北重门城的齐王宫内。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藩国礼仪,但是从《三国志·吴书》卷五十一《孙静传》中东吴车骑将军孙壹逃到魏国后,西晋统治者曾经把曹芳的贵人邢氏赏以为妻一事来看[35],曹芳的后半生在屈辱失意中黯然渡过实为不虚。

  参考资料:名城网首页三国镇江《三国演义》研究之重门似海:齐王曹芳的前尘往事

  毌丘俭: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祐,矫废君主,加之以罪。

  郭太后废曹芳诏令: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

  陈寿: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何焯:芳临御数载,非若昌邑始征,若果君德有阙,播恶于众,师何难执以为辞?今称太后之令,发床笫之私,有以知其为诬矣。

  梁章钜:齐王临御之初,即罢宫室工作,免官奴婢六十以上为良人,出内府金银销冶以供军用;二年通《论语》,五年通《尚书》,七年通《礼记》,三祀孔子,以颜子配;良法美政,史不绝书。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嘉平六年(254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和张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图谋废掉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事情败露,被司马师灭族。同年秋,司马昭奉命出击姜维,到达京师,曹芳在平乐观观兵。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乘司马昭请辞的时候将其杀死,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师。诏书已经写好了,但曹芳因恐惧而没实行。司马师因此打算废掉曹芳帝位。

  三国时期曹魏的第三任皇帝,239~254年在位。为魏明帝曹叡之养子。根据《魏氏春秋》记载,曹芳可能是任城王曹楷之子,为曹彰之孙、曹操之曾孙。曹芳是魏明帝的义子,但自小在宫中成长的曹芳,出生来历一概不详。《魏氏春秋》记载,曹芳应该是任城王曹楷之子。魏青龙三年,封为齐王,公元239年被立为太子,当年登基即帝位,年仅八岁。改年号景初,公元240年改年号为正始,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罢废曹爽(之后灭三族),独掌军国大权,改年号为嘉平。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曹芳联合李丰、张缉、夏侯玄等意图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三人被司马师搜出“衣带诏”,腰斩灭族。公元254年,曹芳被司马师废去帝号,贬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晋国立国后封为邵陵县公,死后谥“厉公”。 魏青龙三年,封为齐王,于239年被立为太子,当年登基即帝位,年仅八岁。改年号景初,公元240年改年号为正始,即位后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罢废曹爽(之后灭三族),独掌军国大权,改年号为嘉平。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把持朝政。李丰、张缉等意图罢黜司马师,改由夏侯玄辅政,事发,三人被灭族。公元254年,曹芳被司马师以失德为由废去帝号,贬为齐王,另立曹髦为帝。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掌权。晋国立国后封曹芳为邵陵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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